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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中国抗战 探究国歌源流——“辽海讲坛”讲座

2022-07-06 10:36

《回望中国抗战 探究国歌源流》

(张洁)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抗战烽火中,集中表达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抵御外侮的悲壮情怀和坚定意志。田汉、聂耳作为中国共产党进步文艺工作者,紧握时代脉搏,创作的不朽艺术经典,《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确定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吹响了民族解放的精神号角,而且持续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近年来,随着十四年抗战理念的确立,东北义勇军的血战史越发引起各界关注,《义勇军进行曲》的源流探究也由此得以推动。

一、东北义勇军投身抗战洪流

1、 中国抗战的兴起

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为祸之惨,旷古未有”。中华民族遭受空前战祸,同时也掀起抗战怒潮。尽管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但具有反侵略传统的中华儿女还是在“义”“勇”精神的驱动下共赴国难,中国抗战以不可阻挡之势从沈阳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之夜,日军在对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实施爆炸后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北大营内驻扎的东北军第七旅对于日本挑衅早就摩拳擦掌,因此事变发生时,他们虽然被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以王铁汉为代表的部分爱国官兵奋起还击,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第一枪”。

同在九一八事变之夜,同样置身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已开始执笔撰写战斗檄文。1931年9月19日,《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对外发表,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指出了“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强调“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呼吁“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这是中国第一份抗战宣言,说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吹响了民族抗战的精神号角,并开始成为引领中国抗战的主心骨。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在抗战大势的驱使下,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兴起并发展为“义师如潮”的局面,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起点上最广泛代表中国民众斗争精神的武装力量,他们“骑自己马,吃自己饭,穿自己衣,流自己汗”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血战,呈现了“三十万人不解甲”“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慷慨壮烈。中国著名军事情报专家阎宝航在《东北义勇军概况》描述:“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意,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2、第一支抗日义勇军

最早率众走上抗日战场的义勇军将领是高鹏振,1898年出生于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少年即学文习武,后因家庭变故而投身绿林,报号“老梯子”,成为乡亲百姓们爱戴的“民间英雄”。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高鹏振正在沈阳大东区文官屯车站附近疗伤且已基本痊愈,他听到炮声后即刻明白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大义豪情瞬间在心中升腾,遂连夜召集弟兄走上杀敌报国的道路。1933年,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杂志》第56期刊登了《高鹏振血战倭敌》:“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击死日兵3人,得大枪12支、手枪9支、子弹2000发,送到新民柳河沟一带,召集旧部,迨有3000余人……”这段文字概述了高鹏振率众起兵的最初情形,然其深远意义却在于中国民间抗战义军自此兴起。

首战之后,高鹏振连夜返回家乡联络旧部亲友,1931年9月27日组建起200余人参加的抗战队伍。《黑山县志》记载,高鹏振“1931年9月27日,在朝北营子建‘镇北军’,同年10月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队伍发展迅速,1931年末已达到2500多人。骑兵支队更加骁勇善战,被誉为“义勇铁骑”。“老梯子”名声大振,就连日本人也感叹“是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了不起的民族。”

高鹏振率部转战新民、阜新、黑山、彰武等地,取得了攻打新民县城、五台子大捷等战斗的胜利。1932年1月五台子之战中,击毙日军中队长不破直治,敌人派兵闯入高家,焚毁房屋家产,逮捕了高父,老父不堪折磨,惨死狱中。他的儿子高小山在乡亲掩护下免遭杀害,后被送到亲属家改名张汝才得以幸存。面对血雨腥风和家破人亡,高鹏振作《无题》诗以寄情怀:草泽非我志,转战十里霜;抗日军兴后,宿愿始有偿;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

高鹏振是杰出的义勇军将领,他的军队也是无数抗日义勇军的杰出代表。这支队伍之所以战绩卓著,是与其《誓词歌》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的,就是他们的《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

3、 血肉长城始筑成

东北抗日义勇军以“血肉长城”作为具象符号载入中国抗战史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的是黄显声将军,1930年出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之夜,黄显声指挥沈阳城公安警察积极迎战日军后有序撤出,许多公安警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领导人。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电令将东北军政中心迁往锦州,黄显声被任命为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因为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黄显声就在秘书刘澜波(中国共产党员)协助下,组织义勇军抗战。9月末,黄显声主持召开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8县公安局长会议,部署加强和训练民众武装抗日。10月上旬,黄显声、刘澜波又制订了鼓励各界人士参加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对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出相应规定。此后,各地义勇军纷纷投奔而来,“黄显声主持的辽宁省临时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以组织义勇军抗战为主要使命的抗日政府”。到1932 年4 月,仅辽宁抗日义勇军就达56 路27个独立支队,6路骑兵。此外还有特种编制的辽西第2军、辽南义勇军、辽东义勇军等。1932年5月的时候,辽宁全境的义勇军已发展为“五大军区”。

因为有黄显声坐镇锦州的号召力和高鹏振率先起兵的影响力,辽西抗战形势发展最快,既有原东北军中下级军官高文彬、朱霁青、冯国安、张海涛、耿继周、郑桂林、潘贯儒、苏振声等人组建的义勇军,王显庭、潘士贤、马子丹等赫赫有名的义勇军将领也奋战在辽西。他们以北宁铁路、大通铁路为中心,同日军频繁激战。

辽北义勇军也发展起来。1932年1月,东北军将领高文彬组建辽北蒙边民众义勇军。赵亚洲、于德霖、栾法章、刘塑桐、方振国等也在铁岭等地组织起义勇军。乡绅富户白子峰拉着亲信30余人在开原毁家纾难,他的侄儿白朴林和儿子白朴珍两位大学生也走上抗日战场,后因叛徒告密,满门都成英烈。

辽南义勇军与辽西义勇军紧密呼应。九一八事变后,盘山人张海天(报号“老北风”)与项青山等在盘山、营口一带组织抗日救国军。据民间传说,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传来,张海天正在打麻将,他霎时目射寒光,满脸杀气,冷冷说道:“不打麻将了,扯旗打日本!”。队伍不到两个月就达5000余众,成为辽南地区重要的抗日武装,取得了智擒汉奸凌印清、九台子阻击战、夜袭田庄台、围攻沙岭、攻袭耿庄、三打牛庄、火烧海城日军兵站等数十次战绩。活跃在辽南战场的义勇军将领还有赵殿良、白广恩、李纯华等,他们或分散行动或相互策应,神出鬼没般打击敌人。

辽东地区起兵较早的是孙铭武、孙铭宸兄弟,1931年10月19日,他们在抚顺清原组建起“血盟救国军”,相约“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杀敌,民族兴亡在此一举。”这支军队起兵之初就创作了《义勇军歌》,令后人惊喜的是其歌词也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高度契合。1931年10月,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建立起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 仅两个月就聚集起2000 余人。1934年5月30日晚,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俘,他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时人赞叹他“人与河山同玉碎,世无兰麝比名香”。另有“铁血夫妻”赵庆吉和关世英的故事也是辽东凤凰山下的抗日传奇,唐聚伍、李春润、王凤阁等抗战名将也都战斗在辽东。唐聚伍司令指挥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迅速发展至10余万人,气势如虹。麾下各路总指挥无不奋勇杀敌: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纷纷率队和敌伪展开对抗。

除辽宁义勇军之外,吉林、黑龙江也兴起若干支义勇军队伍。他们以血肉之躯和顽强意志对抗侵略者的铁蹄,为中华民族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奠定了重要基石,为抗战精神注入了鲜活内涵。至1932年春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已经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172个县中的102个县,被义勇军攻下的县城就有 40 余座。据日方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115次,安东(今丹东)地区128次,辽阳地区48次。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华北日报》刊文称:“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民众用义勇军的名义,施行游击的方式,已把乐土的东三省,给日本人造成鬼国了,现在呢,继续努力,必使鬼国普遍成为泥地狱。”东北义勇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抗战兴起到1933年春,仅一年多时间就“伤亡13万人左右”。义勇军以血肉之躯践行了“国人有志,救亡驱虏。壮士悲歌,烽起揭竿。烈士舍身筑起血肉长城,英雄洒血奋战荒野山关。……扬国魂于中外,留希望于人间。”1941年,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刊文指出:“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二、唱响时代主旋律之歌

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国难如“唤醒国魂之晓钟”把“把中国引上一条觉醒的大道”,广泛兴起的义勇军生动地反映了近代以来最深刻的民族觉醒正在发生,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从抗战中汲取创作激情,共同完成了反映中国人民视死如归救亡图存的文艺力作《义勇军进行曲》,集中体现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筑“血肉长城”的悲壮豪情

1、田汉创作《凤凰的再生》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创作来源于生产、生活,也来源于战争的实践。

著名剧作家田汉出生在1898年,他在文学、话剧、歌剧、戏曲、电影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田汉秉持正义坚持撰写抗战题材宣传剧,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后,土石长城和血肉长城在艺术家眼中实现了影像重叠,“长城”被他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1934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请田汉编写反映长城抗战的电影剧本,在紧迫的“催稿”声中,田汉于1935年1月中旬完成了电影故事《凤凰的再生》,描述的是青年诗人和贫苦少女走上民族战场的故事,比喻中华民族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再生。但是,田汉还没来得及改写成电影台本,就在1935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来,电通公司请夏衍完成了电影脚本的编写工作,即为《风云儿女》。

按照原定设计,《凤凰的再生》最后部分是故事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自由体抒情长诗《万里长城》,用以深化和突出主题。作者用最深沉的呼唤,激励中华儿女团结起来筑就血肉长城迎战敌人的炮火。因为时间所限,田汉只完成了长诗的前两节,内容如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据田汉回忆说:“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的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起来”“不做亡国奴”“万众一心”“前进”等词句已成为关键字符,充分反映出“势危,非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不足挽救危亡!”的紧迫感,也活化了义勇军将士怒吼着冲向敌人炮火的血战画面。就是这两节诗歌构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体歌词。

2、聂耳谱写《进行曲》

 1912年出生的聂耳自小就显示了非凡的音乐天分,九一八事变后,刚刚二十岁的聂耳就满怀激情投身抗战文艺事业,不仅赢得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田汉的赏识,还在1933年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聂耳得知《风云儿女》即将拍摄,就主动找夏衍要求承担作曲任务,他坚定表示:“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聂耳拿到歌词后,就在上海霞飞路寓所投入了创作,他“读着歌词,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他说:“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奏,一会儿在地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他还说:“我写这支曲子是完全被长城抗战的英雄壮举所激动着,创作的激情就象潮水一样从内心里奔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功夫就写完了。但写好之后花了两个礼拜来修改。”

因为聂耳也受到反动势力的追捕,所以党组织决定让他出国考察。1935年4月16日,聂耳乘坐渡轮抵达日本,他很快就把修改润色好的歌谱定稿寄回国内。

田汉和聂耳本就是志同道合心有灵犀,所以聂耳能够最大限度以音乐生命表达田汉蕴含于诗歌中的情感,但他也尊从节奏和旋律的需要对个别字句做了调整,以使整首歌以渐进式进入排山倒海意境,迸发出强大的感染力。

另据著名作曲家孟波回忆:田汉撰写的主题歌叫《军歌》,附在故事梗概的最后一页,聂耳谱的曲叫《进行曲》,负责拍摄的电通公司为此几次讨论,几经推敲。最后,妙笔生花的是身为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重要赞助商朱庆澜将军,他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大家一致叫好,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正式命名。

3、《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国内外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如同插上翅膀很快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一书里形容:《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时代风貌,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歌。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国务院甄选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列入其中。二战结束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最能代表中国抗战形象,从而以国歌角色伴随中国出席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中国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重返世界舞台,重拾大国尊严。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产品,但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艺范畴。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天安门广场唱响,著名作曲家罗浪现场指挥。

三、《义勇军进行曲》词曲溯源

随着东北抗日义勇军历史资料的逐渐丰富,许多被淹没的义勇军军歌、誓词、口号重新走进大众视线,尤其可贵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寻觅《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形神的渊源。田汉、聂耳心系家国命运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决不是靠好的文笔和丰富的想象可以完成的,抗战以来义勇军铿锵的军歌、誓词以及血雨腥风中冲杀的震撼情景,无疑都为抗战文艺提供了给养和源泉。

1、《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比较

前文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第一支义勇军——高鹏振的镇北军创作了最早的东北义勇军的军歌《誓词歌》,前些年还有王玉楼等在世的老战士在传唱:

“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向前冲!杀!杀!杀!”

王玉楼说“每当有人加入队伍时,先在关老爷像前由干部领着读誓词,不单这几句,挺长的,然后就学唱,在出操时唱,休息时也唱。”另据亲自见过高鹏振笔记的张影(实为高鹏振之子)讲述的《誓词歌》是这样的:

“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杀——杀——杀!”

可以看出,《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有诸多关联:首先,最神似处在于开头“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是为唤起民众发出的悲怆而深沉的呼吁。而且,《誓词歌》应该是中国抗战中最早使用“起来!起来!”的表达,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其次,高度神似处在于“拿起刀枪”“向前冲”与“冒着敌人炮火前进”,都体现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再次,在总体风格、节奏上相似,雄壮、激昂、催人奋进等特点也都是相同的。张影回忆版的歌词中更有“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等字样,更增加了与《义勇军进行曲》的相似度。

镇北军的《誓词歌》不仅诞生时间早,而且影响大、传唱广。“谍报双星”之一的王立川曾把高鹏振“义勇铁骑”的风采写成《血战归来》并刊登在《新中华》杂志上。据说田汉看到后,激动得当场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田汉因深受“老梯子”队伍的战绩鼓舞,曾在1933年时写道:“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国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他们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它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 既然田汉认可这支队伍,作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怎么可能不了解他们的《誓词歌》呢?因此,尽管没有文字记载田汉从《誓词歌》中提取素材,但我们没有理由割裂二者的内在关联。

2、《义勇军歌》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渊源

创建于1931年10月19日的辽东血盟救国军在举义的同时也唱响了自己创作的军歌,这就是由孙铭武、孙耀祖兄弟作词、张显铭谱曲的《义勇军歌》。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孙铭武的儿子孙超曾多次对到访的专家和记者回忆并演唱这首《义勇军歌》。2015年,年已93岁的姜学儒老人也讲述了亲历的情景:“我管孙铭武叫三大爷,管孙耀祖叫四叔。我当时9岁,经常出入孙家大院玩闹-----”他回忆:“当时在孙家大院里起义的叔伯们有节奏地喊着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当时,我就以为嫌我们碍事呢,要轰我起来,左右看看,不是轰我,他们挺多在喊,还拿着棍子打拍子------”另据孙耀祖之孙孙克本回忆:早在50年代时候,父亲孙镇中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总会不自觉跟唱,并对他说:“这里有你爷和你三爷闹义勇军时编的词儿” 。

《义勇军歌》歌词显然与《义勇军进行曲》很相似。一,“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极其神似。二,“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高度神似。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则是完全相同。第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我们万众一心”异曲同工。

那么,这首歌是否影响了田汉的创作呢?九一八事变后,尤其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与与东北更加休戚与共,身处上海的田汉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战局的演变。1932年末,孙耀祖与唐聚伍、李春润等人还在北京多次进行抗日宣讲,孙耀祖每每演讲结束时都高唱《义勇军歌》,这也推动了该军歌的传唱。田汉的才华无须质疑,但他汲取源于义勇军的心声并予以艺术的升华,既符合创作规律也符合情理。更何况,国难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救国认知是趋同的。1933年田汉在《日出之前》中写道:“我们做主人或是做奴隶,就只争这一严重的刹那,起来吧,两重压迫下的中国人”,1934年创作的《春回来了》中写道:“二百年日月等闲过,中华民族再不怒吼将如何”。如此可见,“不做奴隶”“起来”“怒吼”这些深沉的呐喊也已成为进步文艺工作者内化于心的符号。

3 辽宁民众自卫军:“血肉长城”的早期形象代言

唐聚伍统帅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于1932年4月21日在桓仁成立,在其发布的《告武装同志书》中有:“现义勇军救国军抗日军风起云涌,负粮而影从者,再再皆是。”“我们亲爱的同胞们,要精诚团结起来,振作起杀敌卫国的精神,和倭奴作殊死战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天职呢!”“亲爱的同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个人生死的界限,要认清了仇敌,认清了家人。谁无心肝,那(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另在《告民众书》还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者也。”

这些电文内容无疑与《义勇军进行曲》有近似之处,但更值得强调的是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时已是东北义勇军发展的高潮阶段,因此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更加成熟,中华儿女“万众一心”“血肉筑长城”的声势更加鲜活。场面宏阔的誓师大会,正是义勇军浩浩荡荡共赴国难的真实情景。辽宁民众自卫军以10余万众的气势,转战东边道20多个县区,几百次战斗,多次收复失地的战绩,整体上“民众为后盾”“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的精神面貌与《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甘做奴隶”“万众一心”也都形神一致。

如果说《誓词歌》《义勇军歌》创作于中国抗战之初,更具宣誓性和号召性作用,那么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成立更加说明“血肉长城”不是愿景,而是具象。1933年3月唐聚伍率领第三军团与兄弟部队参加被誉作“激战中的激战”的长城抗战之古北口保卫战,将军“以肩膀与炮火抵,以头颅与飞机抗”的豪迈更令无数赤子热血沸腾,义勇军铸起的血肉长城和历史遗留的土石长城有机融合了,长城不仅是物化的城墙,更是民族的精神脊梁。

相关资料反映田汉曾经到过长城前线的九门口、小河口等地慰问义勇军部队,而且曾与唐聚伍在北京和上海有过会晤。长城抗战在当时是当时聚焦了全国视线的头等要事,眼前是土石的长城,心中是血肉的长城,以“妙手写文章,铁肩担道义”为职责的田汉有感而发:“谁不许民众自己起来,谁就是‘自坏长城’”。

4、聂耳与义勇军的亲密接触

聂耳在音乐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的天赋,更源于他的作品贴近生活。聂耳为了创作《码头工人》和《苦力歌》,就曾多次去黄浦江边了解码头工人的生活,为了给电影《新女性》写主题歌,他半夜起床长途步行去观察纱厂女工上早班的情况。聂耳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善感的心灵和超常的悟性把战乱中中国人民的品格精神通过音乐予以呈现。

1933年初,热河抗战开始后,李纯华率领义勇军第二军团抵达建平县朱碌科,指挥部设在朱碌科镇南侧的小高杖子。1933年2月,聂耳随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到热河前线慰问,此时,本打算驰援锦州的第二军团骑兵一团因为在朝阳受阻也撤退到朱碌科,摄影师张慧冲拍摄下骑兵一团官兵的珍贵影像,聂耳也目睹了义勇军浴血奋战杀敌归来的风采。2月26日,在朱碌科广场,慰问团零距离慰问了义勇军指战员,聂耳看到将士们有人受伤,头上包着纱布,但还在坚定地呼喊“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骑兵营长刘凤梧指挥战士们唱起了军歌。聂耳问:“你们唱的啥子歌?”刘凤梧回答说:“我们唱的是义勇军《誓词歌》”。刘凤梧还从衣袋里掏出歌单递给聂耳,聂耳当场朗读出来: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留着头颅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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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被现场气氛所感染,他激动地拿出小提琴,拉起了《满江红》曲调,战士们伴着曲调又唱了起来。

这些直观感受为聂耳后来给《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奠定了丰富了感性认识。1935年,他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时候,他似乎再次亲临前线,心潮澎湃,思如泉涌。

综上所述,《义勇军进行曲》虽诞生在1935年,但诸多与《义勇军进行曲》密切关联的要素都源于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兴起的义勇军,辽宁沈阳更是义勇军血战史的空间起点:中国共产党最早从沈阳发出了抗战号召;高鹏振从沈阳走上了抗日战场;黄显声从沈阳开始组织公安警察抗战;孙铭武从沈阳秘密返回家乡组建义军,义勇将士浸透了血汗、血泪、血肉的奋战和呐喊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奠定了形象源头也提供了词曲给养。《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抗战精神的集中表达,从没有一首歌,产生出如此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从没有一首歌,把血肉筑长城的旋律和影像一次次交融。从重整河山到走向复兴,《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牢铸民族魂、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的“国之重器”。国歌的每一次庄严唱响,都在警醒中华儿女勿忘国难与抗争。随着国歌溯源的深入,我们更应该重拾记忆,勿忘源头,勿忘中国抗战的起始地辽宁,勿忘抗战精神的始发地沈阳。历史上,华夏大地英雄城市辈出,而沈阳完全有理由因为承载中国抗战起点并孕育抗战精神而问鼎英雄城市的美誉。传承优秀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礼赞英雄城市,弘扬国歌精神,正是对中国抗战和抗战英雄的无上缅怀和致敬!

作者简介:张洁,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辽宁省第八届全民读书“最佳写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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